調整之后，深圳、上海兩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分別為2030元、2020元，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千元大關。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達到18.7元。

　　每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幾乎都會引起經濟學者和財經媒體對于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生存現狀的擔憂。的確，上調最低工資對于企業而言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于雇傭工資較低因而更可能受最低工資上調影響的小微企業而言更是如此。而小微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引擎之一，如果它們的狀況惡化，那么對于當前本就處于下行壓力下的經濟體而言無疑雪上加霜。另外，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就業的理論也是批判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的，原因是這種“價格管制”會使得失業增加。

　　其實，凱恩斯的工資粘性理論早就指出了這類提法的謬誤。按照工資粘性理論，工資變動和勞動供求變動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比如長期的勞動合同，更換熟練工所帶來的隱性成本等因素，都阻礙了因工資上升而裁員的企業行為的發生。不僅如此，工資的上升有助于內需的上升，對于產品內銷的部門而言不一定是壞事。

　　此外，最低工資的提高，對于轉型升級也相當重要。如果工資水平始終較低——比如在深圳上海，2000元的工資其實也只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那么維生水平的低工資會促使經濟陷入“內卷化”，無法向更高階段過渡。